禁放博弈 掐滅任性的捻兒
作者:CFFA發布機構:未知發布日期:2015-03-16
(人民眼·本期聚焦·鞭炮燃放之爭)
人民日報記者 何 勇 禹偉良 顏 珂 朱 磊 王昊男 王偉健
2月17日晚,美國紐約首次為慶祝中國農歷新年大規模燃放焰火。 |
制圖:張芳曼 |
一夜間,兩張呼吁內容相矛盾的圖片刷爆網絡,讓人糾結——
一張是一對環衛工老夫婦手捧心愿卡:“年輕人,少放點鞭炮!讓我老伴早回家過年!”
一張是一位老大爺,坐在路邊鞭炮箱上,旁白是:“孩子們買點鞭炮,讓我和你大娘賺錢買點餃子過年。”
從1992年廣州率先實行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開始,是禁還是放,是要藍天還是要民俗,23年來一直是經久不衰的激辯話題。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年以來,除舊迎新的爆竹聲聲,成為民族對于年味的集體記憶。在“鄉土中國”城鎮化率突破50%的今天,源于農耕時代的小小爆竹,面對快速的城市化與現代化,面對分化的民意糾結,歷經20余年禁與放的博弈,又能沉淀出怎樣的“除舊迎新”記憶?
“禁久必放,放久必禁”
“禁炮令”重啟聲聲趨緊
“二十八,把面發”,2月16日,臘月二十八,置辦完年貨的太原市民蔣佳佳(化名)還感覺缺點什么,驅車趕到鄰近的晉中市,買了10多掛爆竹、十幾枚煙花。“太原禁放了,買不著。鞭炮聲里,有兒時故鄉的味道。”每年春節,帶兒子放鞭炮,是蔣先生的一大樂趣。
1月15日,太原市政府發出通告,市內六區今年春節、元宵節期間全面禁止銷售、燃放煙花爆竹。
“兒子,明年爸爸帶你回農村老家過年,讓你放個痛快!”無獨有偶,今年起,成都中心城區全年禁放。這讓家住錦江區雙柵子街52號院的劉福明感覺不太得勁兒。“不放炮,過年好像少了點什么。”他兒子為玩不了煙花爆竹悶悶不樂。
羊年春節,煙花爆竹卻難“洋洋得意”。
與太原、成都遙相呼應,2015年元旦起,南京決定,主城區在有限開禁10年后再次回歸“全面禁放”;長春也出臺禁令,市區四環路以內任何時間均禁止燃放、經營煙花爆竹。
煙花爆竹新規向“史上最嚴”回潮漸成新趨勢。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介紹,截至去年底,我國138個城市實行禁放,其中省會城市5個,地級市30個,縣級市103個;536個城市出臺限放政策,其中直轄市4個、省會城市19個、地級市111個、縣級市402個。
“禁久必放,放久必禁”——20多年來,很少有哪種地方性政策法規,像煙花爆竹令,經歷了這樣幾乎是全國性的輪回反復調整。
自1992年廣州首開先例后,國內一度涌起“禁放潮”,曾有近300個城市實施“禁炮令”,后陸續 “折中”解禁,到2005年前后,大部分城市實行“禁改限”,其中包括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如今,風向又變,不少城市煙花爆竹令正在悄然趨緊。
今年春節,北京“禁改限”進入第十個春節,燃放時間規定仍未變,但煙花銷售時間比過去縮短了10天。北京市空氣質量重污染應急預案規定,在空氣污染橙色或紅色預警期間,全市范圍禁止煙花爆竹燃放。
從增加禁放的路段、區域到取消居民樓下的銷售點,今年春節上海實施更加嚴格的禁售禁放等管控措施。
“北京18名市人大代表建議:煙花爆竹‘限放’再改‘禁放’”“《上海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已列入本屆市人大常委會5年立法計劃,全面禁售煙花爆竹開始進入立法視野”……京滬兩地不斷升溫的輿論,給市民的感覺是“全面禁放,箭在弦上”。
“戴著口罩放鞭炮,鬧哪樣”
“心肺之患”引爆民意之變
這個沒有鞭炮喧囂的羊年春節,南京多了幾天“春節藍”。
今年除夕和大年初一,南京空氣質量為10年來最好,零點時分,質量指數為45,表現屬“優”。以往4年,除夕夜年年是PM2.5爆表、重度污染。
“禁”“放”反復間,是傳統民俗與環境保護、城市治理的激烈碰撞和博弈。轉向全面禁放,被稱為“南京20年‘禁’‘放’之爭、痛定思痛的最后抉擇”。
不知從何時起,煙花爆竹燃放成為城市文明發展之痛。
北京中央電視臺新大樓曾因元宵節燃放煙花發生火災,沈陽皇朝萬鑫酒店也因除夕燃放煙花發生火災……煙花爆竹頻發的安全事故向來就是眾矢之的。
而煙花爆竹的另一宗“原罪”——污染,在藍天日益成為百姓每天最關心的生活元素的今天,成了壓垮千年習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鞭炮聲聲,霧霾重重,這樣的場景已是司空見慣。
大年初一,遼寧省環保廳宣教中心副主任靳輝在微信朋友圈里曬了沈陽天氣變化圖。年三十還是藍天白云的沈陽, PM2.5自除夕19時開始,伴隨密集的鞭炮聲一路飆升,到子夜時分已經爆表,局部甚至超過1000微克/立方米。
除夕18時PM2.5的濃度僅為18微克/立方米,21時至24時則超過160微克/立方米,初一零時至1時躍升到413微克/立方米——一夜的集中燃放,硬將北京空氣質量從“優”炸成“嚴重污染”。
2015年除夕至初一(2月18日13時至2月19日12時),開展空氣質量新標準監測的338個城市中,有51個發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與17日相比,增加48個。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秦希燕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希燕呼吁不要將煙花爆竹“妖魔化”:“盡管煙花爆竹集中燃放時可能使PM2.5短暫升高,但考察其全年、24小時的平均濃度就極小了。尤其與工業廢氣、汽車尾氣相比,煙花爆竹產生的PM2.5更是微乎其微。”
“戴著口罩放鞭炮,鬧哪樣?”“日益擁擠的城市,留給煙花爆竹的‘環境空間’,遠遠不像以前那樣寬裕。”“如果我們連解決煙花爆竹污染這樣的問題都舉棋不定,甚至將錯就錯,還何談鐵腕治污呢?”……面對“心肺之患”,紛爭聲中,民意天平似乎在傾斜。
在南京,2012年的一項入戶調查顯示,73.6%的受訪者贊同春節燃放。而到了2014年,調查結果是,87.6%的參與調查家庭支持煙花爆竹管制。
“禁炮令”頒布后,山西某網站發起了“太原禁炮,你怎么看”的調查。3天內有21162名網友參與,其中61%的網友表示“不放”;另外39%的網友表示“會放”。
據北京市煙花辦統計,北京市今年春節期間共銷售煙花爆竹19.6萬余箱,同比下降32%。
“今年我們家就沒放鞭炮,是孩子主動提出來的。”家住北京市朝陽區雙井街道蘋果社區的汪波女士說,“前些年我們也放,但孩子今年說放鞭炮污染環境,與年俗相比,還是健康更重要。”
“多了份熱鬧,少了些儀式感”
洗清“陋俗”回歸民俗
同在北京朝陽區雙井街道生活的徐東寧今年也沒放鞭炮。
“放炮就是圖個辭舊迎新、熱鬧。”徐東寧的老家在安徽,今年他與老婆孩子選擇在北京過年,“我們老家那邊放得多,如果回去肯定也是要放的。”
煙花爆竹遇冷,但國人鞭炮情結依然濃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參事何星亮說,爆竹是春節里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符號,爆竹一響,就點燃了節日的氣氛。燃放煙花爆竹是春節的象征性活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活動及其文化涵義已經深深滲透到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普遍存在的社會文化心理,并成為人們對春節活動的一種期待和渴望。
在山東農村長大、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侯斌說,和小時候放鞭炮相比,“現在多了份熱鬧,少了些神圣感、儀式感,煙花爆竹的內涵被抽空了。”
“小時候,除夕夜餃子煮好了,端上碗,要祭祖。這時,就要出去放‘頭響’。吃完飯,等著子午交時,再放最大的一掛。所有的屋都點上燈,全家守歲。初一是鄰居們拜年,清早要放鞭炮;初二女兒回娘家,走親戚開始,也要放鞭炮;之后,家人上班、孩子上學遠行,都要放鞭炮。煙花則集中在元宵節燃放。”侯斌說,現在放炮就是帶孩子圖個熱鬧,早已沒有了那些規矩和講究。
寧夏作家協會主席郭文斌表示,現在的煙花爆竹燃放已脫離傳統的民俗文化范疇。“我們經常在傳統剪紙中看到小孩玩爆竹、放福字爆竹,這都是一種民俗文化,放爆竹的時辰、地點都有講究,甚至聲音大小都有講究。但現在煙花爆竹變成了火藥的盛宴,成了一種視覺聽覺轟炸。甚至成為一些有錢人炫耀的工具。”
正月初六、初八,沈陽商家開業高峰期,幾乎所有商鋪集中的街路,都硝煙彌漫、鞭炮震耳。除夕晚上,于洪區的王先生一次放了近萬元的煙花。“每年除夕、初五這幾天,病人和新生兒都最遭罪。”盛京醫院工作人員孟璐說,尤其新生兒,被震天的鞭炮嚇得不停啼哭。
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勤建表示,古代一般是“爆竹三聲迎新年”,煙花在唐宋之后興起,也只有官府會放,民間既沒條件,也不允許隨意燃放。現今燃放煙花爆竹的方式不是過去的民俗,而是一種亂象。“從回歸民俗、發揚民俗的角度出發,燃放行為應該改變。”
記者在湖南衡陽走訪,發現當地換上電子鞭炮的家庭,這幾年越來越多。夏宇家2011年就用上了電子鞭炮。讓他感到新鮮的是,今年去老家拜年,發現農村里用電子鞭炮的居然也多了起來。
“沒有決裂,就沒有救贖”,不少采訪對象表示,在社會大變遷背景下,煙花爆竹適應工業文明時代的“自我救贖”,不要害怕和拒絕變異,但要與“煙花越做越大、爆竹越炸越響”的任性變異決裂,堅守回歸傳統精神內核的底線。
“沒有安全環保,就沒有未來”
“居危思危”轉型過坎
正月十四,鄉村的年味尚未散盡,位于湖南省瀏陽市沿溪鎮的頤和隆煙花和順一廠,“重啟”生產模式。工人們陸續返回,開始為清明節備貨。
印象中的花炮生產,多是手工作坊。走進一看,大開眼界。
和順一廠以生產組合煙花為主。模壓車間內,一款由植物纖維、淀粉和方解石為原料的新型模壓外筒盒,正在流水線上生產。“由于采用可降解材料,模壓外筒盒既可回收,降解后也不會污染環境。”公司業務經理王兆熊說,“我們正在研發,今后包括包裝、串引等工序,都可以用機器來做。”
2014年,頤和隆煙花銷售收入6億元,同比增長1億元,位居瀏陽乃至全國花炮企業“頭把交椅”。
頤和隆的嘗試,正成為瀏陽許多大型花炮企業的共識。與花炮企業老板交談,一個共同觀點被反復提及:在國內花炮消費需求難有較大增長背景下,誰轉得早、轉得好,就可能在行業“洗牌”中占先機。
作為全球最大花炮主產地,改革開放后的絕大多數年頭里,瀏陽花炮的發展軌跡,就像那沖天而上的煙花,急速而絢爛。
“只要建個花炮廠,就能賺錢。”從業30多年,銀達利煙花公司董事長張秋明,這樣描述當年“傳奇”。
盡管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一些中心城市紛紛出臺“禁放令”,對瀏陽花炮的沖擊,卻并不明顯。“當時,花炮產業規模并不大,市場總體需求大于供給,對我們的影響不大。”張秋明說。
2005年前后,以北京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紛紛實施“禁改限”。瀏陽花炮銷售,開始“火箭式”爬升。
據統計,2005年,瀏陽花炮的銷售額達到37.5億元,比上年增長了25%。
“過去的15年,尤其一些城市‘禁改限’以后,確實是瀏陽花炮發展最快的時期。”瀏陽市花炮局局長湯顯華,列出了一組數據:花炮企業超900家,品類從當初寥寥數種發展至9大類6000多種;產值去年躍至204億元,直接帶動當地約30萬人就業。
十幾年的高歌猛進后,“寒意”卻又來得有些突然。
2013年,受國內其他地方安全事故、霧霾天氣以及中央八項規定后公款消費大幅縮水等因素疊加影響,瀏陽花炮從“上坡”變成“過坳”。
“往年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提前準備一些賣得比較好的產品,但今年行情不好,不敢提前準備。”東信煙花公司董事長鐘自奇對2014年元宵節前發生的變化記憶猶新。
銷量掉得最明顯的,是一線城市。東信煙花在北京的銷售伙伴反饋,2014年北京花炮的銷售量,下滑了40%。
2014年,瀏陽慶泰花炮公司總經理黃啟昌,為自己的辦公室換了塊門牌——將以前上面寫的“居安思危”,改成“居危思危”。
危機并非偶然。湯顯華認為,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掩蓋了花炮行業的許多問題,比如企業盲目擴張引發產能過剩、惡性競爭,企業缺乏自律一味迎合“更大、更響”的市場需求等。
“在經濟新常態下,那個只要辦廠就能賺錢、只要生產就不愁銷售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在湯顯華看來,要適應新常態,企業必須有長遠戰略,必須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2013年,煙花爆竹“新國標”開始實施,花炮規格、藥量等,有了明確限定。瀏陽市為此成立了監管辦公室,打擊違規生產。一些花炮企業找到湯顯華,倒起了苦水:“規格超一點,市場上更受歡迎。”“花炮向環保轉型,成本高了不少,市場的反應卻未必有那么好……”
湯顯華的回應是:“如果我們的產品沒有安全環保,整個產業可能就沒有未來。”
近兩年來,瀏陽市政府一直在引導花炮企業向更安全、更環保轉型。2014年,市財政拿出1000萬元資金,“懸賞”攻克環保方面的共性技術瓶頸。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
公共決策應凝聚更多合意
南京2015年起主城區全面禁放。可1月1日零點新年鐘聲剛敲響,浦口一名男子就點燃了煙花。不聽勸阻執意燃放,最終被處以5天治安拘留。
在利益訴求多元化的今天,怎樣既維護城市的安寧與環境,又尊重傳統民俗,考量著治理者的智慧。
20多年的禁放博弈,正如一些評論所言:一些地方的相關公共管理政策不時陷入不管、禁放、限放的動蕩搖擺,并受到社會上各種聲音的裹挾而無所適從。
把目光投向22年前。1993年12月1日,北京城區開始禁放煙花爆竹。這條“禁放令”緊貼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的市民贊成禁放。而12年后,約七成受訪市民又贊成對燃放煙花爆竹適度放開,順應民意的轉變,北京將“全面禁放”改為“局部限放”。
面對變化的民意,燃放在公共空間的小小爆竹,最大的考驗不是如何取舍,而是如何平衡。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所說:“現代法治的觀念,是既要照顧多數人的利益,同時也要考慮到少數人的利益,注重各方的平衡和協調。”
郭文斌說,“一刀切”的“一禁了之”,涉及的“少數人”,雖比例較小,但絕對數字不小,點多面廣,行政力量很難做到“令行禁止”,并且會損耗大量財力人力。
據了解,今年春節期間,北京全市有10萬余處禁放點,共出動各類控制力量近300萬人次,市公安局出動警力7.2萬人次。
“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的“禁放困境”,給公共決策上了生動一課:一項好的公共政策需要凝聚更多的合意,注重以對“怎樣作出決定”的程序共識來實現對“共同承認這樣作出決定”的實體共識。
“2010年,我們小區的100多位居民發起了禁放鞭炮的建議,”家住北京新海苑小區的史清立老人,幾年來堅持在小區試驗簽署“公約”自愿禁放,引起不小的轟動,“如今在我們的帶動下周圍好幾個小區都不放了!”
移風易俗,宜疏不宜堵。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律師畢寶勝說,縣級市的人口規模、城市面積都不大,一些地方硬性規定禁放做不到也沒必要。
在紛紛擾擾的爭議聲中,讀到這樣一則新聞:2月17日晚,紐約哈德遜河畔上萬束焰火直沖云霄,這是紐約為歡度中國春節第一次燃放焰火,也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這讓人唏噓不已。或許,當“APEC藍”成為新常態時,我們也能盡情享受絢麗煙花燃放之樂。